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在北大法律系求学时，缘于喜欢历史，对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产生浓厚兴趣，一节不拉地认真聆听曹三明和李贵连两位老师的课，系统地学习教材，课余到图书馆借阅张晋藩、张国华教授的一些著作，整整学习两年时间，对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法治事件、法治思想以及法典有所了解，算是初步打下法史基础。参加工作后，长期从事法院文字材料工作，时常接触到一些历史法治事件和法治思想，阅读这方面书籍，探讨有关内容，增添了不少功力。

我国著名诗人、学者、山西省人大原副主任李玉臻退休后没有含饴弄孙，而是醉心于史料研究，对我国古代文史和法治文化有极深的造诣，出版《读印随笔》《碧落碑考》《张伯驹身世钩沉》等书籍。五年前，他积极组织相关人员撰写《山西法治史话》，对山西历史上的法治人物、法治思想和法治事件考察整理，撰写文章，结集出版，以期弘扬法治文化。李主任嘱托我撰写荀子、李悝、狄仁杰、杨深秀、冀贡泉等人法治文章，正好与我的兴趣吻合。我便把此作为学习提高的难得机会，作为检验自己能力的治学过程。

撰写史料文章仅靠查找资料存在很多缺陷，一是年代久远，记载不清，存在以讹传讹的问题，容易出错；二是文字晦涩难懂，可读性较差。要想撰写出高质量的文章，必须亲自考察核实，弄懂弄透，才对得起历史，对得起读者。于是，利用业余时间，亲自到历史人物的出生地、墓茔、故居、纪念馆，考查生平事迹、民间传说、著述情况，以及与人交往故事，再到图书馆、博物馆核对资料，然后才构思写作。为增加文章的可读性，尝试采取散文的体裁，运用文学语言，将自身的体验与历史人物的法治思想和法治事件相融合，有感而发，这样的文章才更有亲切感和说服力。前些年，基本跑遍了山西历史上法治人物的故居、墓茔、纪念馆，结合亲身体验，撰写李悝、贾充、柳宗元、白居易、侯马盟书、王用宾、冀贡泉、彭真、张友渔等十几篇文章。

(资料图)

最近几年，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扩展到全国范围，先后考察了三十多个法治人物的故居、墓茔、纪念馆，古代的法治人物集中在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中原地区，近现代则在广东、湖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西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沿海和南方省份。也证明文化与经济的正向关系。前前后后撰写了五十多篇文章，其中历史人物法治思想26篇，涵盖历代主要人物法治思想、法治事件和律典，如荀子、韩非子、董仲舒、程颢、朱熹、黄宗羲、王夫之，以及近现代郑观应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、章太炎等；历史人物与律典故事9篇，包括李悝与《法经》、萧何与《九章律》、贾充与《晋律》、长孙无忌与《唐律疏议》、窦仪与《宋刑统》、何荣祖与《元律》、朱元璋与《大明律》等；法治事件以及作者和法学界、司法界大咖以法相交15篇，有侯马盟书、狄仁杰断案、宋慈与《洗冤沉录》、明朝李福达案件、清朝孙嘉淦上书、民国郁曼陀事件等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有几个法治人物思想没能写成，深为憾事。

之所以这些年能坚持下来，要特别感谢《山西市场导报》总编韩锡璋先生和《山西晚报》副刊部主任白洁女士，韩总编为我建了个专栏《法治驿站上的那人那事》，不吝版面，大胆采用，使我充满继续写下去的勇气。白洁主任专门开辟《今说古法——一个法官对古代法律的解读》，连续刊登三十多篇，让我备感温馨。

回首几年来的写作心得，感觉写好史料文章，努力把握“四性”：史料性、亲历性、学术性和文学性，做到“三个结合”：史料性和亲历性结合、史料性与学术性结合、史料性与文学性结合。

一、史料性和亲历性相结合。撰写的文章大多是古代法治人物、法治事件和重要法典，年代久远，许多记载片言只语，不准确、不全面，甚至错误。大家都晓得韩愈、柳宗元、白居易、苏轼是著名文学家，孰不知他们还是法学家、思想家，而且有诸多论述。这是我到故居和纪念馆考察后才发现的。他们主业是做官的，副业才是写文章。被贬至地方后，审理大量刑事、民事案件，对朝廷的法律相当熟稔，结合办案撰写许多法律文章，凝固了他们的法治思考。于是，我撰写了《主张圣人制刑的韩愈》《以民为本的柳宗元》《迭相为用的白居易》《因法便民的苏轼》等文章。又比如王夫之，他是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，也是法学家，对法治有许多论述。为了搞清他的思想脉络，大年初二去湖南衡阳，考察王夫之纪念馆、出生地、晚年写作的居住地，了解生平事迹，发现其祖籍是太原王氏，源远流长，元末时先祖移居江苏高邮，祖父时迁至湖南衡阳，一生经历了亡国、破家、被害、流亡，在经历生离死别，积累丰富的素材后，深入思考，才能迸发出振聋发聩的法治思想。

二、史料性与学术性相结合。对古代法治人物和法治事件，史书只是一些叙述性记载，没有论述或者论述不多，观点不全面、不准确。我在考察的基础上，对人物、事件和法典进行详细阐述，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见解。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典《法经》，只记载主要内容，没有详细评述。根据考察的情况，参考学界最新研究成果，进行全面阐述。关于《晋律》，过去学界对其评价不高，没有充分肯定其价值。其实，《晋律》在贾充统领下经过杜预、张斐等法学家们的激烈讨论后，历时四载才完成，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和律令的体系化，从而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本格局和精神气质，成为唐律制定的蓝本。我国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经历几个阶段才最终形成，是有时代轨迹的。从孔子、孟子、荀子的儒家原生态法律观，经历董仲舒将儒、道、法以及阴阳家学说融合在一起形成引经决狱论，再到韩愈倡导的道统学说，直至朱程理学指导下的德治人治理论，最终形成中华法系一套完整的法律思想体系。《大明律》和《大清律》正是在此基础上制定的，充分体现出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精髓。

三、史料性与文学性相结合。写史料性文章，文字晦涩难懂，内容枯燥无味，不易为大众所接受。为了增加可读性，学习借鉴余秋雨文化历史散文的写作经验，尝试使用散文体裁，运用文学语言，描述亲身经历的事儿，与法治思想文化相融合，由浅入深，循循善诱，一般不超过三千字，短小精悍，增加一些口语，便于读者阅读理解。我将这种题材戏称之“法律散文”。从历史上看，一些法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，他们留有数量众多的诗文，抒发高洁志向，寄托人生情怀。将他们的诗词与法治思想融合在一起，探讨法治思想产生的根源、发展轨迹以及意义影响，可以更好地引起读者的共鸣。其实，法律和文学是分不开的，都是关于人的学问，文学关注的主要是人的个性，而法学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性，角度不同而已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著名诗人李玉臻曾说过：文学家只有深谙法理才能写出真正深刻而感人的传世作品，法学家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才能在法律事业上达到出色的成就。前者如韩愈、柳宗元、白居易、苏轼等，后者如朱熹、丘睿、王夫之、梁启超、郁曼陀等。他们既是著名的文学家，又是出色的法学家，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做出巨大贡献，值得后世景仰。

“得暇诗书休释手，先公法律自治身。”早在南宋时，诗人陈宓任安溪知县时就对法律与文学的辩证关系论述透彻，既要诗书在手，修身养性，又要以法治世，用法束身，才能治国理政，成就一番事业。（任生林）

作者现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授